1958年10月，志愿军第四任司令员杨勇回到了祖国，带回了最后一批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。回国后的杨勇得到了重用，先后担任了副总参谋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，但他的职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，甚至曾一度被停职整整四年。
从1966年起，杨勇的命运开始出现了变数。到了1967年元旦刚过，杨勇的住处便遭到了一群人的骚扰。警卫员急忙将他护送出门，带他从后门上车离开。然而，杨勇无论走到哪里，始终有人跟随。情况紧急，司机只好带着杨勇进入了北京卫戍区。即便是到了卫戍区，杨勇仍然未能避开困境。他被扣上了种种罪名，然而那些所谓的专案组并未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罪行。尽管如此，1968年开始，杨勇依然被停职，并被安排到石家庄的一个农场从事体力劳动。繁重的劳动让杨勇的身体健康状况逐渐恶化。1971年农历春节过后的一次劳动中，杨勇不幸摔断了右腿，他被紧急送往石家庄的医院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，但杨勇坚持不同意在石家庄进行手术。 杨勇要求医院向中央报告情况，并请求能回北京接受治疗。得知此事后，周公立即指示总参安排，派出专机将杨勇接往北京治疗。他顺利住进了301医院，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，杨勇恢复了健康。尽管一些老战友劝他尽早离开北京，考虑到当时杨勇的处境并不明朗，但组织并未解决他的问题，而没有哪个地方敢接纳他。正当杨勇无处可去时，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主动邀请他到济南养病。于是，杨勇带着妻子和孩子前往济南，住进了军区疗养院。1972年春，杨勇的处境有所好转，他被安排回北京休养，这也意味着他很快就能恢复工作。果不其然，几个月后，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。 这位停职四年的杨勇终于恢复了工作。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，但许多战友和老同志却为他鸣不平。在他被停职之前，他是军区司令员，这次的任命显然是降职，然而杨勇对此并不在意，他清楚沈阳军区的任务非同小可。自珍宝岛冲突以来，中苏边境的局势日益紧张，杨勇渴望能够为国家的安全做出贡献，他毫不在乎个人的得失。1972年8月，杨勇乘机前往沈阳军区报到，当天，京城的100多位干部亲自到机场送行，100多辆红旗车整齐地停放在机场，场面异常壮观。在沈阳军区，杨勇全身心投入工作，他亲自到边防进行视察，制定备战方案。59岁的他曾因过度劳累倒下住院，但他出院后依然坚持亲赴边境进行勘察，足迹遍布牡丹江、绥芬河、阿尔山等地，二十多天的行程近四千公里。他不断修正作战方案，并提出了大量建设性的意见，使得东北战区的防御和军事部署得到了显著提升。杨勇为边防的强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。 1973年5月，杨勇被调往新疆军区担任司令员，他在南疆铁路、天山公路等重要设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77年夏，杨勇再次调任副总参谋长，并在两年后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。1983年1月6日，杨勇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0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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